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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維新150年︱兩個“福澤諭吉”的相似和迥然


      來源:澎湃新聞網

      福澤公然在對外政策上主張霸道,主張日本要想在列強環伺的國際環境中脫穎而出必須參與瓜分中國的行動并向朝鮮半島發展。因此福澤在他的“脫亞論”(1885年)一文將東亞鄰國貶斥為“惡友”并主張日本需要遠離惡友。

      福澤諭吉在日本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肖像登上了日元最大面額的一萬元紙幣,成為日本的國臉。作為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后積極地介紹西洋學說,并興辦新式教育,對近代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主張西化,但福澤實際上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福澤公然在對外政策上主張霸道,主張日本要想在列強環伺的國際環境中脫穎而出必須參與瓜分中國的行動并向朝鮮半島發展。因此福澤在他的“脫亞論”(1885年)一文將東亞鄰國貶斥為“惡友”并主張日本需要遠離惡友。除此之外,福澤本人還多次表示自己對儒學和中國文化的極端厭惡,他自認一生最大的使命是將日本的主流學問從儒學改造為西洋學問。

      在中國,大家總是對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無法釋懷。但不為人知的是,極端蔑視中國文化的福澤諭吉也曾多次對中國巨大的潛力表示了敬畏,他認為中國身為大國有朝一日若能徹底改革將會震驚世界。

      “脫亞論”一文

      “脫亞論”其實是“恐中論”

      圍繞“脫亞論”一文的歷史背景解讀,日本學界早有定論,即脫亞論是福澤諭吉“朝鮮改造論”的敗北宣言。

      自從日本通過江華島事件強迫朝鮮開國以來,朝鮮國內出現了“事大黨”和“獨立黨”(也稱開化黨)之爭,在朝鮮政府陸續與西洋各國締結條約、進行內部改革之后,開化派占據了朝鮮政府的要職。“獨立黨”試圖通過聯合日本來打破與中國之間的宗藩關系。福澤諭吉與當時朝鮮的“獨立黨”金玉均、樸泳孝等人不僅有人際上的往來,還通過資金、人力對“獨立黨”的活動給予了一定的支援。并在慶應義塾大學率先接納朝鮮留學生,試圖為“獨立黨”培養政治活動的人才。1884年12月4日,朝鮮“獨立黨”發動了甲申政變,日本的總領事館和領事也卷入政變之中,也有謠言聲稱福澤諭吉本人也是甲申政變的幕后黑手。但政變遭到清廷將領袁世凱和“事大黨”人的平定,“獨立黨”的勢力不是流亡海外就是遭到處死,親中的“事大黨”就此確立了在朝鮮的統治地位。

      表面看來日本學界的定說確有其道理,但“脫亞論”一文刊登時間是1885年3月16日,距離甲申政變爆發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甲申政變發生后日本輿論嘩然,在1885年1月8日在上野公園舉行了抗議中國、朝鮮鎮壓獨立黨的示威活動,將象征侮辱清國的豬頭掛在竹竿上進行示威游行。但隨著日朝之間不平等的《漢城條約》簽訂,日本政府也開始控制激進的朱戰論(福澤主辦的《時事新報》因為強硬的主戰論遭到了日本政府禁止發行的懲罰),可見至少在脫亞論一文刊登前對甲申政變的討論已經降溫。

      因此日本學界的定論并不確切,近來的研究表明,福澤的脫亞論一文中“恐中論”的意味更濃。不同于日后人們對清政府積貧積弱的印象,在當時(1880年代)中國在朝鮮半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亞洲地區仍是一個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大國。

      當時清政府面臨法國和日本從南北兩線的夾擊(中法戰爭、甲申事變),但清政府并未因此而崩潰,反而在兩條戰線上都穩住了陣腳。福澤見此形勢擔心中法戰爭即將結束,在中法戰爭結束后清政府很可能集中力量對付日本,如此一來很可能會不利于朝鮮問題談判中日本的立場。在漢城條約簽訂后的1885年1月12日,他給兒子福澤一太郎的信中表示:

      中國方面雖然剛剛還和法國之間存在糾紛,但在朝鮮確實十分活躍,有很多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事。井上(負責日朝談判的井上馨——筆者)大使雖然對和朝鮮的談判感到滿意……但此次談判只是和朝鮮之間的談判,中國人的暴行還尚未得到收拾。究竟會怎么樣呢?和朝鮮相比中國方面才是禍源。今后的談判應該會很難吧。

      他還在日本和中國開啟談判之前的1月20日,他在報紙上發表社論“祈求盡速和中國談判”,認為談判“要是拖延一天的話,那我們蒙受不公的日子也會變長,期間恐怕我過的屈辱會在世界中廣為流傳”。

      2006年發現的一則新史料,再度印證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一文是擔憂中國威脅的觀點。1885年4月28日,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后福澤給田中不二麿(收信人田中不二麿和福澤之間關系匪淺,所謂的“文部卿在三田”形容的便是田中擔任文部省最高負責人時候的事)的信中福澤表示:

      去年(1884年——筆者)十一月天長節,在京城公使館的宴會席上,中國的領事辱罵日本人是無骨的海參一事。這可能是在宴會上的演說。……此次之事最終以和平告終,難以遮蔽我國體面。我胡亂地訴諸開戰不過是不對的。尤其是《時事新報》一個勁地高唱開戰。新報的報道和實情完全不同,迫切為了掩蓋我國的不利,因此不言及對我不利之處。堂堂正正地提出開戰來了局,是想讓中國人永遠立于被告之地位而已。

      其實在中法戰爭(1884-1885年)期間福澤一度認為和列強之一的法國開戰可能會促進中國的改革,“要是西洋文明就這樣逐漸進入中國的話,數千年來毫無變化的古圣人國會逐漸闊步邁入文明之門”,他擔心如此一來日本只能永遠居于中國之下。

      1862年福澤諭吉在法國。(慶應義塾大學福澤諭吉研究中心所藏)

      脫亞論一文前后福澤的“恐中論”似乎并未隨著中國在亞洲地區大國地位的隕落而消失。雖然福澤疾呼甲午戰爭是“文明和野蠻之戰”,但在甲午戰后,福澤表示日本在戰爭中的勝利“是趁中國不備才獲得大捷,不過是歪打正著罷了”,并認為“若何時中國舉國上下開始行動的話,很可能會讓眾人大吃一驚”。

      雖然整體來說,福澤諭吉是輕視中國文明的,但福澤對現實中國的看法卻搖擺于“中國瓜分論”和“中國威脅論”兩個極端——前者極端蔑視,后者極端恐懼。為何兩種南轅北轍的中國觀會共存于福澤腦中呢?這也成為學界一個長期未解的謎題,以至于有研究者甚至懷疑福澤的一部分文章實際上并自他本人之手。但福澤早年和一位中國人的交往或許能為這個謎題的解答給出一些線索。

      福澤諭吉最佩服的中國人

      1862年,28歲的福澤諭吉作為隨員同日本幕府的文久遣歐使節團一道訪問歐洲。雖然福澤諭吉通過蘭學學習已經對西洋文化有所了解,但百聞不如一見,初次訪問歐洲的福澤還是驚嘆于西洋文明的發達。在訪歐途中另一個讓福澤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福澤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唐學塤來談。此人是中國人,三年前開始學習英語,而且為了解英國狀況特意來到倫敦。他是一位私費留學生。”雖然當時中國的國門已經打開,并有許多中國平民出洋,但知識分子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對西洋文明表現出了極端的厭惡,因此在1870年代清政府派出留美幼童前便自費出洋留學的中國人十分罕見。

      同為東亞人的唐學塤自然引起了日本使節團一行極大的興趣。根據其他日本使節團隨員記載,唐學塤日夜往來于日本使節團下榻的旅館,和使團一行有過愉快的筆談。使節團的記載中還說他“深有大志,居住英國已三年有余”。唐學塤清晰的大局觀和對西洋社會的豐富知識給福澤和日本使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澤和唐學塤的交談也十分愉快,他們互相約定在中日兩國爭先輸入西洋學問,臨別時,福澤不僅把自己的譯作《萬國政表》(世界各國概況)送給唐學塤,還在自己珍愛的扇子上附七言絕句送給唐學塤留作紀念。

      其實,唐學塤當時在倫敦也算是個知名人物。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編寫的校史課程日歷表明:1861-1862年期間唐學塤曾在該校教授中文。唐學塤,字篪友,即Tang Chee Yui。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校歷

      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放棄了對印度的壟斷,將它的管理事務交給了英國政府,此后大批英國人前往東方尋求機會。倫敦大學特意開設了印度語系向英國人教授東方的語言和歷史文化,并陸續聘請了8名教員教授東方語言,其中便包括教授中文的唐學塤。

      一位來自東方的中國人在日不落帝國的中心開課教授中文,在當時的英國社會,這是一個不小的新聞。報紙上各種有關唐學塤的傳聞不脛而走:有傳聞說唐學塤已經通過了中國科舉的最高考試(殿試),此行來英國帶有某種外交任務;還有傳聞說,唐出身名門,父親為中國一省的封疆大吏,等等。為此,將唐學塤從中國帶到英國的瑪高溫不得不登報辟謠。

      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gowan)出生于美國羅德島州,是美北浸禮會派遣來華的醫療傳教士。1843年,他抵達寧波開辦醫療所并一度兼任美國駐寧波的副領事,后來攜帶家眷定居于倫敦,在英國各地開設講座,講述中國和日本的狀況。

      瑪高溫在英國報紙上刊登啟示,聲稱是自己將唐學塤從中國帶到英國,因此他十分了解此人:唐學塤曾通過院試成為秀才,但并未通過更高級別的科舉考試。他的父親也不是政府高級官員,只不過是浙江金華地區的學政官員,出身清貧并一度受雇于美國浸會寧波教會從事翻譯補貼家用。或許因為上述原因唐學塤才有機會在瑪高溫門下學習英語和西洋知識。即便如此,通過倫敦大學的審核并在大學中開課講授中文已經足以說明唐學塤學貫中西。

      而當時福澤諭吉身為日本使團中為數不多的翻譯官開始學習英語也不過三年,后人根據福澤在歐洲期間留下的英語書信發現,他的英語寫作充滿拼寫和語法錯誤,放在今天大概也只有英語初學者的水準。福澤看到唐學塤,或許感到了自己乃至日本的落后,由此對唐學塤由衷得欽佩,這也隱隱成為日后福澤不敢輕視中國的原因。深感日本的落后而對前途感到絕望的福澤在臨別前沮喪地問唐學塤:在中國像你這樣精通中西學問的人有多少?原本意氣風發的唐學塤突然面紅耳赤一時竟回答不上來,他仔細想了想說:“不過十來個人吧.....”聽到這兒,福澤的沮喪之情一掃而光,他驕傲地說:現在日本是蘭學的天下,雖然大多數人還不懂英文,但在日本講解洋文、熱心了解西洋事物的學者卻數以千計。

      福澤將18世紀末的廣東通商視為中國開國的開始,這樣的話,當時已經“開國”超過半個世紀的中國,西洋學問竟仍然無法扎根。從個人造詣上說,他遠不如唐學塤;但就國家而言,日本對西洋文化的興趣、了解遠在中國之上。福澤從中獲得了對日本文明前途的自信。

      淹沒在歷史中的另一個“福澤諭吉”

      二人分別之后,福澤乘著日本舉國上下文明開化的東風,從一介無名小卒成了日本近代的啟蒙大師,而唐學塤這位曾經在英國倫敦名噪一時的中國教授則不復榮光、寂寂無聞。兩個曾經相似的人卻最終天差地別,恰似近代中日兩國的國運一般。

      唐學塤后來的人生只留下了些許斷片式的痕跡。他在留學英國之后回到了中國,投入了洋務派的門下。(他在1863年出版了兩卷本的《英倫紀略》,該書目前只有抄本,原本已不知何蹤。我們也無法從中窺探唐學塤本人的思想。)1862年,唐學塤通過威妥瑪給恭親王奕訢上書,希望清政府盡快利用英國當時對中國的友好態度效仿日本派遣考察團乃至派出常駐使節。他表示自己前往英國是為了“學其語言、文字、國法、民風、以圖報效”,還表示自己可以志愿擔任使節團的翻譯。然而,清政府最終派出首任使節是在十幾年后的1877年,這還是在一片非議之中做出的抉擇。顯然,唐學塤的提議過分超前了。但唐學塤上書總理衙門的海防條陳和江海圖還是引起了當時洋務派領袖李鴻章的注意,李鴻章破格保舉他,將其收入門下。據說,他在李鴻章門下“屢立奇功”,一度升任安徽某地的知府,但后來不知因何緣故被革職,此后長居上海租界,搞起了買辦的生意。同時,他還在上海鐵馬路(今上海河南北路)辦了一家西洋私塾——同人書院館。在西洋學問仍被視為奇技淫巧的年代,一所西洋私塾自然很難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興趣,唐學塤也就這樣湮沒在歷史中了。而福澤在同時期創辦的慶應義塾如今已經發展為一所全球性大學,成為日本私立大學雙雄之一。

      唐學塤的“慶應義塾”(1888年申報廣告)

      唐學塤令人唏噓的人生正表明:不是中國出不了福澤諭吉,而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給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物任何發展機會。而福澤到晚年仍不忘向弟子們提及早年在歐洲碰到的這位中國奇才,或說不同環境下的另一個自己。

      他說自己在30年前在歐洲碰到一個中國留學生,相約在中日兩國共同引入西洋文明、興辦教育,但30多年過去了中國政府仍不思進取止步不前,讓唐學塤這樣的人才不能得其用。雖然中國在改革上停滯不前對日本而言是一大幸事,但在列強環伺的環境中中國不可能永遠停滯下去,中國若有朝一日中國政府能幡然醒悟致力于培養新型人才、興辦新式教育,并重用這些人才,中國定會崛起、震驚世界。

      今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為什么日本的明治維新能成為日本崛起的開端,而幾乎同時期在中國進行的洋務運動卻沒能拯救中國近代的國運?這是我們在談明治維新時始終不能釋懷的問題。而福澤諭吉和唐學塤二人短暫交匯之后又差異巨大的命運或許能給我們些許答案。

      參考文獻:

      《福澤諭吉全集》(巖波書店,1970-71年)《福澤諭吉書信集》(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2001-02年)

      《申報》

      英國報紙(Daily News,The Standard, The Times)

      [責任編輯:游海洪 PN135]

      責任編輯: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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