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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文化出品

      馬家輝《龍頭鳳尾》:寫給香港的一段性史,或心史

      2017-01-19 14:10:12 鳳凰文化 何可人

       

      馬家輝(廖偉棠攝)

      北方的框,對不起,有點冒犯

      香港人馬家輝,正在北京做一個直播節目。空蕩的書店二層,他和一位北京的書業媒體人對坐而談,氣氛漸漸微妙,甚至有些尷尬。

      因為《鏘鏘三人行》,馬家輝成為內地最為人所知的香港人之一。這次來北京,是以小說家的身份,宣傳自己人生第一部長篇小說《龍頭鳳尾》。這場直播,正是為此。

      對談主持人,資深書業媒體人T老師,用馬家輝的話來說,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讀書人”。樂呵呵的北京爺們,開場時不經意說了句:“這部小說大概草草看過……”“名嘴”馬爺,捉住了這個笑點或槽點,笑著捍衛小說家的尊嚴:“什么叫草草?應該很認真地看啊!哦,才拿到書……對不起,那是我們的錯。應該早一點給你。”

      一場偏離套路的開場白,預示著一場對話注定的頻道錯位。《龍頭鳳尾》,這個發生在香港20世紀三四十年的江湖故事,遠離21世紀的中國夢太多,像是巨幅拼圖的一塊邊角碎片,或是一段可以被割棄的盲腸。小說主人公,廣東鄉下仔陸北才,偷渡到香港求生存,經歷青幫、軍統、汪偽、英、日間暗戰,上位成香港洪門孫興社龍頭“南爺”,并與英國殖民官員張迪臣發生一段“斷背”畸戀——故事的語言、故事情節,主人公的性格,都帶著極強的香港特性——這帶給北方讀者T老師許多陌生的閱讀感受。

      T老師并沒將這份陌生感放在心上。像以前主持的其他活動一樣,他按照流程對小說作者馬家輝發問:“我看這本小說,因為用香港方言寫,相對來說難讀一點”、“讀起來讓我滿頭霧水,為什么要寫一個完全憑運氣在混的小人物?”、“這個人太現代了,不太容易理解,不像駱駝祥子,我們理解的1930年代的中國人是老實巴交的”……對面的馬家輝表情漸漸嚴肅,他開始意識到,這段南來的香江演義,在這位閱讀廣泛,思想深厚的北方讀書人的經驗里,竟遭遇了“霾”。

      問題在哪里?收起戲謔和調侃,馬家輝逐一解釋起種種“費解”處:1930年代的香港大勢,嶺南的民間語言環境,深入黎庶的市民文化,南方人的生猛精神等等,都是來自北方的讀者理解這個故事的必要。

      T老師笑瞇瞇地點頭虛應,沒想著較真。然而馬家輝沒打算敷衍這些分歧,操著特色的港普,他語氣鏗鏘地回應:

      你心中有一個框——對不起,有點冒犯——這個框,我稱為“北方的框”,北方人某一類很認真、誠懇的、有深度的讀書人的框……我覺得有個關鍵:南北差異。你剛才的敘述,我感覺是一個典型的北方人,對于‘一個中國人應該是怎么樣’的判斷。

      但當我們愿意把坐標轉出,比如從北轉到南,比如從男女之間的角度轉出來,稍稍開放,許多我們以前覺得不可能發生、很荒誕的事情,原來對于生存在某個地域,不同環境的人來說,那是很正常,是本來就這樣的。只不過時代環境要讓它隱藏成為秘密,把它壓抑起來。

      盡管T老師謙遜平和,馬爺也一再為自己的“冒犯”道歉,但左支右絀間,二人的頻道始終難以對接——其實他們之間的年齡只相差三歲,算得上是同代人。

      好在直播時間不長,一小時結束后,馬家輝去室外獨自抽了一支雪茄。上前找他攀談,他恢復輕松,談笑風生。只是在被問到對剛剛經歷的齟齬作何感受時,默不做聲。一支煙抽畢,馬家輝推門入室,掀開簾子時喃喃:我太刻薄了。

      不夠順暢的對談,讓當事人之一竟需要事后反省,顯然,它不那么成功,摩擦出許多毛刺和分叉,隔膜或迷障。但也是因為這些不順滑的毛刺,激發了馬家輝本能的捍衛立場。他曾在小說中說過“香港人什么事都開門見山,不知婉轉為何物”,在北京這一遭,他由衷實踐了這個內心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場對談算不得失敗:它讓來自兩種歷史和現實的人面對面——比如香港的馬先生和北京的T老師——用不能被即時修飾的直接,袒露出雙方理解和同享經驗的艱難。

      像是一個時興的隱喻,種種謬誤與層層辯論后,大河還是你的大河,浪花只能是我的浪花。此岸的波浪終究難拍上對岸的河灘。

      性史,痛史

      馬家輝此行北京宣傳,曾有一站前往清華大學演講。講座由一身西裝的年輕女大學生宣布開始,開腔即是一句:“八十年前的香港,這一段痛史……”大的話語套路,和稚嫩的孩子氣聲和表情形成反差。

      馬家輝給大學生們講“中英談判”,繪聲繪色地編排“英國婆娘”與“四川老爺子”相懟的場面。臺下笑成一團。講完段子,馬爺歸總一句“歷史就是歷史喇!”

      大歷史里,1936年,這一年的中國大陸,魯迅在上海去世;老舍起筆創作《駱駝祥子》;共產黨從聯蔣抗日到逼蔣抗日,西安事變發生;毛澤東填下《沁園春·雪》……對香港來說,1936年,是夾在港英政府、中國內亂與日本侵華的夾縫里的人心惶然。幫英國的是鬼佬走狗,屈服于日本威脅的是漢奸,幫中國兩黨的呢?也不得善終。香港人在不能自主的感情中,沉默地迎接未來。

      內地版《龍頭鳳尾》封面 2016年10月出版

      1936年的一段狹邪,寫成2016年的《龍頭鳳尾》。國家大史、江湖大勢都只是故事背景,被小說里的“情愛烏托邦”切得零碎。有人說,情癡有余,大局不足。以閱讀史家正典為痛快事的讀者,未必把80年前的一段鴛鴦蝴蝶夢當真。隔岸觀火的王德威有洞明,于天地玄黃里,透視《龍頭鳳尾》:“是性史——及心史。”

      “性史”不難理解。《龍頭鳳尾》開篇,劈頭一段是年幼的“我”窺看外公坐食“牛賓周(牛鞭)”的白描。你看馬家輝怎么寫:“碟子里盛著一根長條狀的粗黑物,像塑膠不是塑膠,似木頭并非木頭,大約有八九寸長,像烤焦了的香蕉,發出吱吱細聲仿佛仍有生命,隨時會突然跳到半空敲打我外公的頭。外公用筷子把它夾起,蘸點橘紅色的辣椒醬,放進嘴里一口口地咬吃,眼睛半張半闔,眼珠子懸浮在眼白間,像旭日初升,表情無比滿足……”畫面暗黑曖昧,讓人瞠目。馬家輝來北京做新書沙龍演講,更以書中生猛咸濕的“金盆洗屌”片段開章:江湖響當當的人物哨牙炳,半生無女不歡,59歲忽然要舉辦“金盆洗屌”儀式,決心以后除了老婆再不碰其他女人。在儀式上,一群往日親近女子,排著隊瞻仰、撫摸,甚至要吻別他的“賓周”……馬家輝講得生動,臺下的觀眾也聽得入境。詭異又聳動的片段,男同性戀,拉拉,種種酷兒故事,從尺度上來說,對年輕一代的大陸讀者來說,毫無接受難度。

      倒是馬家輝問,“你們知道什么叫‘一樓一鳳’嗎?”同學們啞然。是了,“一樓一鳳”,對大陸觀眾來說,常在《陀槍師姐》等上世紀末TVB時裝劇里聽到。如今華人娛樂中心早已北上,TVB的下坡路不像是走下去的,更似是滾下去的,不怪年輕的觀眾不識粵語片里曾經親切的市井名詞。

      若還要追問30年代的香江風月,能說出電影《胭脂扣》就算是屬驚喜了吧。在小說《龍頭鳳尾》里,從香港北岸的水坑口到塘西風月,從塘西風月到1935年香港全面禁娼,從石塘咀四大名寨里的姐妹到蘇絲黃式的酒吧女郎……烈火烹油地鋪陳,鮮花著錦地憑吊,小說家馬家輝用筆對一段“煙花史話”溢美頗多——并不僅是因為“妓女作為香港隱喻”這種殖民書寫套路,而是與他自己切實的個人經歷有大關系。童年時代,家里來來往往聊天搓麻的鶯鶯燕燕,馬家輝太熟悉不過。他看多了那些匆匆離開大陸逃往香港,最終淪落舞女或流鶯的女人們,也同情她們的不幸。

      在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做主持的時候,馬家輝介紹過香港歷史愛好者、收藏家鄭寶鴻的著作《香江風月》,從娼妓故事談了到香港傳奇。名妓花影恨的故事,讓他印象深刻:

      塘西紅牌阿姑花影恨,本名朱秀珍。常在香港組織籌款,支持抗日救援風災水災。最后一次搞籌款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名為“塘西歌姬七七義唱”,當夜有五十八位歌姬登臺獻唱,她獨自籌得七百多元,全場冠軍。

      國民黨將軍吳奇愇在報上撰詩贊頌她:“短曲長歌吊國魂,幾時弓箭靖邪氛?兒家自有興亡感,脫卻金釵為犒軍”。

      馬家輝肯定不止一次想象過“塘西歌姬七七義唱”的場面。五十八位歌女,各自有什么樣的心腸,有怎樣的故事?現實中的花影恨在“七七義唱”四個月后,在22歲生日的晚上,感懷身世無限悲情,留下遺言“生無可戀甘為鬼”,于家中吞鴉片膏自盡,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馬家輝拜訪了她,記得她的墓位于“禍”字區,十二段,十三臺,廿二號,碑石上刻著簡單一行字:朱秀珍姑娘之墓。

      念念不忘,馬家輝把花影恨故事借由《龍頭鳳尾》里一群妓女——可愛的“灣仔天使”之嘴,又說了一遍。

      小說里對“賓周”也好、對男男女女們的情欲描寫也好,不可謂不“淫”。古人力辨“情”“淫”二字,以為涇渭分明,《龍頭鳳尾》這故事,卻寫實了“情既相逢必主淫”。陸南才的情欲之路愛恨癡纏,顛龍倒鳳——這是通過個人身世,樹立一則國家寓言的典型寫法。

      多年來致力于尋找香港文學源頭的學者陳國球說:“由‘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的城市香港,上上下下競以‘忘情’隱沒身世。總有些人希望‘香港’只活在當下,遺落過去,沒有記憶,沒有‘我’”(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生于此長于此,人們在香港起居作息,在這里喜怒哀愁、恩怨愛恨,在這里言談歌詠……豈曰無情?馬家輝也說:“但凡在香港長大的香港人都有一堆說不盡的奶茶菠蘿包的往事,也或多或少孕育出一份香港是我家的情懷,卻不是每一個都肯在學成之后對香港有所承擔。”他有此大志。曾經的意見領袖,變身成“不愿意再講‘冒犯’語言”的小說家。收起直白,馬家輝在奶茶菠蘿包往事之外,偏偏講一個“情天情海幻情深”的故事。他向探討國家政治的重壓下,“人”與“情”如何進退頡頏?馬家輝將此“情”棲遁在這段顛龍倒鳳的“香港往事”上,一段性史,方可載心。

      馬家輝(廖偉棠攝)

      “回不去了”

      “灣仔少年”馬家輝出生在1963年,距香港歷史最重要年份之一的1967年,還有四年。四年后,北風把革命浪潮吹送上香港島,街上紅旗插遍,大字報紙處處可見。左仔們拿著紅寶書和炸彈上街,與警察對峙沖突,掀起五月暴亂。這一年,是香港人心里難以平復的傷痛記憶。《龍頭鳳尾》里“金盆洗屌”的故事被馬家輝設置在1967,所指明顯。

      以此為分水嶺,島上心懷各異的移民難民居民們,漸漸不再一心“中原北望”,代時而起的,是“我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馬家輝生于此間,成長于香港飛速發展的70年代,成為本地成長典型一代。飛揚歲月里,燠熱濕悶的夜,和二三知己坐在茶餐廳,飲上一杯咸檸七,打火點煙,吞云吐霧間用粗口探究社會主義未來的光景,這是一代馬家輝們的“男人回憶”。

      只是這世界變得不可謂不急。無限憧憬,美麗誤會,千禧年已然過去,香港已非“獨家村”。連茶餐廳內竟然都禁了煙!“飛揚歲月畢竟終結,”人過中年,馬家輝感慨:“我這個年齡的人,經歷了香港70年代、80年代,經歷了香港變成香港,經歷了1997年的轉變,再從97年到現在的轉變——你們都懂的——我覺得整個香港變得太多了,好多事情我們回不去,錯過了太多的東西。”

      2016年,馬家輝自稱踏入初老之年,除了寫出人生第一部小說,還有一件事也是頭一遭——以決審評委的身份參與臺灣金馬獎工作。這個經歷對他來說很重要,雖然他最常公開分享的,是影后影帝臺下的逗趣故事——娛樂八卦總是開心又討喜。唯有一次,在北京《龍頭鳳尾》的沙龍上,有讀者問他,是否給香港參賽電影《樹大招風》投票?

      “《樹大招風》我喜歡看。”他說。金馬獎之前他就已看過電影三遍。馬家輝喜歡那個故事,都市傳奇里,總有一處彌漫著恐懼和自贖般的焦慮。電影參賽時,不少評委——包括來自大陸的陳建斌,疑惑為什么要出現97年的敏感鏡頭?馬家輝對他們解釋電影的意義,電影的語言到底想表達什么?他說:“97年以前香港的情緒是那樣的,這是香港那時候的時代精神。我們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么,1997年對香港很重要,改朝換代。有好多東西都失掉了,你失去了才知道,才說‘原來回不去了’。”

      馬家輝認為,這種惘然和自己的小說《龍頭鳳尾》有相通的地方——錯過。“我們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么?我不曉得是我個人的問題,還是香港人的問題,總覺得自己錯過了太多。回不去了。”他反復說。

      “冊!滿城都是漢奸!”

      電影《樹大招風》的一些情節讓部分觀眾難以理解甚至接受,小說《龍頭鳳尾》也撞上了“北方的框”。小說主人公南爺,一個身負國仇家恨的中國人,在英國殖民者、軍統勢力和日本鬼子的三方勢力里討巧發跡;做漢奸,委屈隱忍地愛上男人——一個英國殖民官員。這樣的角色“畸形”一覽無余。也招來了種種不解,甚至覺得認為“駁雜”:“是不是馬家輝寫糊涂了?”

      被視“畸形”的,不止角色;撞上北方沙文主義的,更有故事發生處——香港。

      回溯最初,香港這個南中國無名的邊陲小島,島民或漁或耕,原是一個“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所在。近代風云里,幾番地理和政治上的不同界定,香港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放大變形的過程。

      《龍頭鳳尾》里有一段,上海的杜月笙來到香港運籌,望著維多利亞港的金色斜陽,想著島內諸人諸事,忍不住冷哼一句:“冊!滿城都是漢奸!”杜老板的生動面目固然是小說家的筆法,現實中各種對香港居高臨下的批評也從來不少。

      30年代親臨香港的左翼文化人曾明確打出香港“畸形”說:文人石辟瀾1933年撰文《從談風月說到香港文壇今后的動向》,認為“香港是一個畸形發展的商業社會。”茅盾1938年來到香港,也直斥“香港,是一個畸形兒!” 甚至80年后,北京的讀書人,會用老實巴交的北平貧民祥子來對照香港地痞陸南才,發出“不太容易理解”之嘆(殊不知,祥子式的隱忍和順命,來自北方農業社會的傳承,香港開埠多年,其商業的市儈習氣,已經與這種傳統倫理秩序漸行漸遠。)

      至于魯迅對香港的嘲諷,更是眾所周知。“金制軍整理國故于香港,可嘆也夫!”從魯迅的譏誚文字里,內地人從此只知港督“金制軍”,與前清遺老沆瀣一氣,居心叵測在香港“保存國粹”,卻鮮知這位“金制軍”中文名叫金文泰,是牛津大學古典學系畢業生,更是少數精通國粵的香港總督。作為一位出色的殖民地管理人,他在香港的任期內支持公立漢文中學,向英國政府申請用庚子賠款成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啟德機場,瑪麗醫院,這些香港坐標亦是在他的任期內被興建……內地人若不察明這些,也就難理解在香港島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帝國權力架構內找到共榮空間的歷史情由。

      理解不了這一點,就很難理解,為什么《龍頭鳳尾》里,陸南才作為一個中國人,與英國官員張杭吏、張迪臣并沒有勢同水火,相反共生共榮。理解不了這一點,也就難免對殖民時期的港人社會生出許多誤解。

      學者陳國球解剖過英治時期香港人的兩難境地:做英國人?大都沒有這愿望,也沒這資格;做中國人呢?好像離想象中的“中國性”差異越來越大,還往往被中土人士視作“洋奴”。企圖別人的“認同”,還是接受自己的“畸形or他異”?一百多年來,香港華人就在這其間,不斷探求自我的身份定位。

      《龍頭鳳尾》寫成后,馬家輝在媒體宣傳此書時,多是盡力將話題引向小說創作本身。作為一個職業媒體人,和一個敏感的時評人,他知道什么樣的話題有趣、諧謔、又安全。他把那些不欲外道的衷心,寫在了小說里。

      偶爾和記者聊開之后,他才會說:“我心里有一個大志,這本書寫的是30年代、40年代的香港的江湖,通過江湖的眼光看香港,看中國。”他才肯泄露心跡:“香港人一直都有身份認同的焦慮感。香港歷史上,這個城市其實從來就不被需要的。40年代以為會被收回——沒有;60年代以為會被收回——又沒有;結果到九零年代突然說‘要你了’!這種身份認同的曖昧在幾種人群身上表現得最明顯,就是同性戀、漢奸、黑幫。”(程衍樑:《馬家輝:香港女性是華人地區最保守的,這個城市從來就不被需要的》馬家輝終于承認,這部小說的主題“對香港是很重要的問題。”

      2010年代,如今的維多利亞港上紅潮涌動,隔岸已無舊城。The city is changing,政治角力,人心激蕩的時代里,小說《龍頭鳳尾》,也許正是馬家輝給香港開的一道心門。

      馬家輝

      以下是訪談內容:

      鳳凰文化:從80年代后期至“九七回歸”之間的過渡時期里,“書寫香港”這個主題突起,是當時部分香港作家不自覺的集體方向。如果他們處于“九七問題”的歷史因緣下做出的探索,那您是出于什么因由,在這個時代,寫一個故事來回顧香港這一段歷史呢?

      馬家輝:這里有很自然的部分。因為我年紀大了,畢竟是我第一個小說,通常寫第一個小說有點像冒險。你今天去賣保險的話你找誰買?

      鳳凰文化:親人。

      馬家輝:那道理你就懂了。我寫第一個小說,難免通常都是把自己熟悉的人事物寫出來,所以重點在于之后的考驗,你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保險人,你能夠開拓新的客戶,我們一樣。接下來才是挑戰,我能不能開拓新的題材,新的人物,在我的了解的,點點滴滴我聽過的我讀的檔案里。我有另外一個學術研究項目,是研究漢奸的,抗戰里面的部署。所以我就會把這些故事寫出來。

      我經常覺得我欠灣仔一個故事,好多年前我在內地不同的演講我就這樣說“我一定要找機會把灣仔的故事寫出來。”“我要用小說家馬家輝的身份出現!”我是個負責任的男人,我說得出做得到。所以在這種機緣下面我就動筆。

      鳳凰文化:書里面陸南才跟張迪臣一開始身份還是蠻對立的,但最后他還是愛上他。我會想到香港這個城市,它的本土意識,其實不太對抗殖民性的,我不知道我這種聯想是會不會牽強?

      馬家輝:沒有牽強。

      不同的殖民地有不同的殖民方法。英國人是何其聰明的老牌政治國家,它管不同的殖民地比如印度、馬來西亞,是用不同的方法。從它接管香港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中華文化的傳統是很強大的。而且香港絕大部分似乎全部是華人,不像馬來西亞有不同的種族、民族可以被挑撥。所以英國幾乎不管。

      我在香港殖民年代出生,我們對英國歷史其實幾乎一無所知。它除了逼我們改洋名學英文,它沒有逼我們了解英國歷史,或者歌頌英女王,沒有的。反倒我們讀文言文,讀中國文化。

      往往我們說,人越看中某個東西,是因為越受到了那個東西的壓迫。它沒有壓迫你的時候——當然確實它會有不公道的地方,歧視的地方——可是它沒有壓迫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華人的身份。所以對那個殖民性的反抗沒有很大。

      而且我們別忘記,我們對某個東西的真實了解程度在于說“你沒有了它你會怎么樣?”怎么說呢?香港好多都是移民,難民。他們為什么來?因為當時內地太亂,你說難道反抗殖民逃回內地嗎?

      所以當時是說沒有反殖民。我們現在用的詞“本土意識”這些都是后見之明。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歷史,比如用今天的眼光來評價岳飛是個民族英雄還是挑撥民族分裂。那太荒唐了,歷史人物有他的局限,和當時的環境視角。

      鳳凰文化:小說里1967年“金盆洗屌”的那個故事,您是故意設定在那一年嗎?1967年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馬家輝:是的。1967年,很重要,很關鍵的年度。

      鳳凰文化:您是六七十年代出生,后來香港那些社會運動,您還有印象嗎?或者甚至您都參與過嗎?

      馬家輝:我出生1963年,那時候還小。印象當中有。

      我家就住在休頓球場,那時候英國叫香港政府的防暴隊經常晚上在那邊演習。我還記得小學的時候,我跟我姐姐隔個窗戶看外面好多防暴隊拿著盾牌。很吵,半夜吵來吵去很恐怖,氣氛很蕭殺很森嚴。那時候有左仔,說參加香港左派暴動的或者放英抗暴。我們還看新聞,家里面人說左仔如何如何,會有一些恐怖的氣氛。可是如何理解這個事情那要長大之后才能理解。

      鳳凰文化:人們老說香港因為長期以經濟掛帥的政策,政治上會比較冷感一點。

      馬家輝:這個是絕大部分外來人對香港的一種……

      鳳凰文化:偏見和誤解?

      馬家輝:香港怎么樣可能是對政治冷感?

      所謂這種概念有大的誤差。我剛說的,香港人有絕大部分——以前是絕大部分,現在還是一半以上的人——不在香港出生。說香港人以前對政治冷感,當然冷感。因為他們根本是中國大陸來的人。他們為什么要離開中國大陸,種種的政治理由,經濟生活理由壓迫等等……來到香港殖民地當然冷感啊!廢話。可是你也可以問,真的能冷感嗎?有時你看到其實香港有一場又一場的抗爭。從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沒有停啊,到七十年代,香港人受大學教育的一代,也斯的一代,陳冠中的一代,透過各種方法去爭取,去表達。一點都不冷感。假如冷感,我告訴你,大陸就冷感。

      你們的角度完全錯誤,對不起,我可以直接說。我認識的十個內地的,包括我的學生,我的朋友,甚至我的長輩,十個人看的事情的角度有九個是錯誤的。所謂錯就是被你們成長的教育那種觀念、框框綁住。

      其實我更不曉得你同意不同意,我說那個角度一轉,其實你要比較冷感的話,中國人就冷,甚至說嚴重一點——自甘墮落。每天那么屈辱,空氣那么差,在其他城市早就抗議,中國人卻覺得好死不如歹活。我那個時候的朋友真的十個有九個沒有從這些角度去想。你們語言的污染的程度,是讓人難以相信。特別看我的學生們的思考。對不起,我不是針對你啊。

      鳳凰文化:如果拋開個人興趣,您覺得香港的故事適合從這種——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叫狹邪——這種敘事角度嗎?

      馬家輝:香港的故事等于世界認可的故事。你用什么角度,你用小街的角度也可以,你從大格局宏觀也可以。

      作為一個張愛玲粉絲,我記得她有篇文章,標題叫《自己的文章》,最后是這么說的:寫文章的人,寫作的人,作家,寫他能寫的,寫他想寫的,沒有該不該。一樣。

      當你講香港的時候你可以用各種的寫法,可以用也斯、董啟章,甚至可以用一個外來人的眼光來看也那樣,都可以。小說家就是這樣,認真的作者,我會想該不該,應不應該,可不可以。這些存在于我們認真寫作人的腦海里,不是我們看問題的角度。

      鳳凰文化:您剛剛提到像董啟章、黃碧云、也斯,他們的小說會有意的用種種后現代的方式來寫香港,我覺得您這次的小說還是比較寫實主義的。

      馬家輝:選擇什么寫作策略,或者說寫作技藝,會和兩個方面有關系:第一個,你的性格,你是什么樣的人。第二個,你寫作的階段。我50歲才動筆寫的小說,再加上我的性格,從一開始我就想著說要好好來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假如我讀起來拿起來看,甚至看到津津有味,停不下來的,我就覺得我成功了——我就往這個目標來進行。所以就用了一個比較熟悉的故事,熟悉的傳統來寫。

      作家有時候寫到一個階段,它不是對讀者寫,是為自己寫,挑戰自己,甚至同樣的題材用不同的寫法來尋求。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一些資深的創作者,不管是音樂家導演什么,許多都停下來。不是他們江郎才盡——有時候有才華的人,再如何江郎才盡,剩下的那幾滴墨水都已經還是很精簡——重點在于說,已經挑戰過自己,要向另外一個新的方向來挑戰,門檻越來越高,越來越高,要費更大的心。所以會寫的越來越慢,甚至假如沒有找到一個突破口,干脆就不行了。

      幾年前黃碧云寫《烈佬傳》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碰面,聊天。我就說你要寫的怎么樣了?你寫了那么久。她說要寫快很容易。可是我要不斷的突破自己,不斷的去寫不一樣的自己,不斷找尋新的可能性,我發現很困難。我當時聽的大概明白。后來到自己寫小說我才真的懂。雖然我之前沒寫過小說,可是在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里面花了好大的力氣去。我要不斷的修正修改自己以前的框框,以前我寫幾十年評論那種筆法,內容上要有前因后果,現在寫小說不需要,不用“因為所以”。所以,跟我性格有關系,跟我寫作階段也有關系。

      鳳凰文化:我覺得您剛剛說的,是作為小說家的馬先生的一種野心或者是嘗試,那作為香港人的馬家輝您有自己的野心嗎?您也說過想要對香港有所承擔。理論上來說,通過個人情欲,樹立一則國家寓言,這是一種典型寫法。

      馬家輝:這樣說好了,我可能沒有想那么多。因為作為一個評論的角度,作為一個創作者的角度說,除非我不去寫那個年代,除非我不去寫那個事情。一寫就會帶出那個事情發生的背景。因為那個時代就是亂世,屬于人物出身成長的組成部分,在他的身體里,像是他的你的血肉。我除非不寫,不然的話我一定要選擇這個。可是我不是為了寫出某個人的香港而寫香港,我是要寫某個人。

      當然我可能這是我的淺見,我寫小說經驗不多。我是這樣覺得的,我現在要寫的是陸南才,而不是透過這個人寫香港,這樣我才能寫出一個像樣的陸南才。不然假如當我一開始我就想透過陸南才來寫香港,結果很有可能就寫不出陸南才。因為我心里總是想寫出陸南才那個部分……

      鳳凰文化:要忘記一些大的束縛和預設。

      馬家輝:對,沒錯。

      我也知道,不可能不涉及到香港,當我要鋪陳1967年金盆洗屌那個事情的前因。我選擇是一個地下江湖地下事件,這樣的格局下面一定會寫出國族里面一些糾纏的部分。比方說華人跟白人,比方說日本人怎么看白人和華人,甚至整個江湖里面南方人北方人。當我寫這些的時候,里面與國族相關的部分一定出來。

      為了讓你更清楚,我再舉一個例子——《南海十三郎》。那是一個真實、傳奇的一個人物。我們經常說香港的南海十三郎,其實他根本不是香港人。他來到香港,念香港大學,交了女朋友。沒想到女朋友被她爸爸趕回北京結婚。南海十三郎決定去找女朋友,連香港大學都不讀了。結果他在火車半途中接到信,女朋友病死在北平。他只能算了,就停在上海,狂歌度日,吃喝玩樂,整個人的生命就此改寫。

      我為什么會這樣講這個?南海十三郎,他本身不是香港人,在香港交了一個在北方的女朋友,結果又流落在上海,生離死別,是這樣一個故事。除非我們不寫南海十三郎,我們寫它的時候就一定離不開在當時的情況下,整個大江南北人和人的種種糾纏。一樣的道理,我在寫陸南才這樣的人,他跟洋人的愛情故事,里面國族的東西就會出來。

      鳳凰文化:您覺得像你們六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跟后來這些世代的香港人,你覺得有什么不同?

      馬家輝:那很不一樣,因為不僅是香港,全世界都是這樣,已經不僅是不同代,而是不同的人。

      假如你說怎么不一樣呢?太多的人,要講的話講一個,你說我們六七年年代的人比較復雜也行,比較單純也行,什么意思呢?比較單純是說,因為當時的積蓄沒有那么多,互動沒有那么復雜,多層次,所以比較單純。心中想的那個事情,做一件事情,我想發財就是發財,我想救國救民就是救國救民,我想當醫生就當醫生,當律師的當律師。這是比較單純的一面。比較復雜的意思是說那時候可能就會有些有些大志,會覺得大志是好的,沒有大志是不好的。

      現在不一樣,現在有的網絡里面,大家都可以互相接觸,當然可以生命社會也豐富了,機會也多了。當醫生也可以同時去講一個義工。或者說先做兩年什么事情。然后再做醫生律師,都有機會。現在是十歲的女生可以躲在家里看A片,性知識比我們豐富。比較復雜。可是說單純呢,現在也比較單純,他不一定需要有那種大志,他可以以沒有所謂的大志為榮。像香港有所謂的“廢青“,本來廢青是要來說人家不好,廢物,現在好多人都開口閉口我要做廢青。可以是自嘲,甚至里面有光榮的、引以為榮的部分,我覺得很好。因為我有生活里面的小快樂,小確信,小嗜好,透過網絡我可以找到同類人,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網絡,我們要花好多時間去找同路人,同一類人,往往容易有孤單、孤決,孤立的感覺。現在不會。再怎么樣其實怪怪的癖好,都可以找到。甚至一些不正經的癖好,亂七八糟的想法等等。所以當你沒有那么嚴重的孤立的感覺,能找到同類,你是不怕孤立的。不太一樣,不太孤立。

      現在90后的學生好像心中無所恐懼,無畏懼。就算發生不好的事情,他們也覺得無所謂。為什么?因為對他們某些人來說,最大的滿足感都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我不管在世界我怎么樣的挫敗,所謂的沒出息,我只要在網絡上面打游戲打的成功。“而且我在網絡世界我跟別人互動,最大的滿足感,I don’t care 現實社會所謂的成就跟挫敗。這非常嚴重,非常明顯,已經不是一種諷刺,是真實的發生。太多年輕人,對世界他們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我那個年代的人,現實的世界是我們唯一的世界。所以我們對現實的世界還是比較在意,這是其中一點大的差別。

       

      責編:何可人 PN033

      我們時代的心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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