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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文化出品

      汪暉:中國知識領域很大程度上還在重復冷戰時代教條

      2016-12-21 18:25:05 鳳凰文化綜合 馮婧

      12月20日晚,瑞士遭遇恐襲的次日,霧霾緊鎖的北京,汪暉教授在接受鳳凰文化專訪時說:今天,全世界都面臨著真正的危機。

      我們今天正處于一個劇變的時代,20世紀的社會政治范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汪暉教授概況為以下幾點: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在當下,政治的自我表述、結構、運行形式,跟社會的實際越來越脫節,不僅僅是政黨的代表性衰落了,媒體的代表性也同樣斷裂了,所有的建制都發生了危機,這是真正的挑戰。

      感受和回應時代的挑戰絕非輕易。“公知”們還在重復著冷戰時代的教條,把握不住新的社會矛盾的獨特性,無法提出真正有價值的討論,模仿舊有模式下的姿態顯得很可笑;自媒體的崛起看似實現了話語平權,但成批量(10萬+)流傳的內容卻表明,獨立發聲并沒有那么簡單;在“去政治化”的今天,社會階層不斷固化,社會群體之間的分割感也越來越深……

      但在汪暉教授看來,卻并非沒有思想激蕩的可能性,“五四的時候人們也很悲觀,但文化運動把語言問題、青年問題、文學問題、勞動問題、性別問題統統變成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問題。”這使得我們有理由去相信,在社會政治范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知識青年身上發揮出的政治能量,能夠使得整個社會途徑發生變化。“青年一代里產生出的許多新的東西互相激蕩,會成為一個新的可能性吧,我覺得總是有的。”

      12月20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在“人文清華”講壇開講《人文學科的當代挑戰》,演講結束后,汪暉教授接受了鳳凰文化的專訪,以下為訪談實錄。

      汪暉教授

      鳳凰文化:前兩天龍應臺在港大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問大家啟蒙歌曲是什么,浸會大學的副校長說是《我的祖國》,然后全場就開唱。這個事情很微妙,它發生在香港,龍應臺在臺灣又是這樣一個角色,特別是在現在這個節點上,香港和大陸,還有臺灣跟大陸的關系也正在發生變化,您怎么看待這種變化?

      汪暉:我也注意到這個新聞,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大陸我們都知道,《我的祖國》是一個耳熟能詳、非常親切,唱起來既優美又能表達自己意志的這么一個歌曲。而且跨越時空好幾代人,從郭蘭英到其他的許多歌手都唱過這個歌,所以記憶非常清晰。

      有意義的地方在于,一個是在香港發生的,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齡層的人,那么多人都會唱這首歌,這表示20世紀中國的歷史記憶凝聚在這幾代人心里。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歷史記憶的分割,龍應臺的歷史記憶事實上也是被她所寫的《大江大海》分割開的,這不是她個人的問題,這是歷史的問題,換到另外一個時空,就是一個新的問題。我覺得在今天有意義的地方在于某一種歷史記憶的傳承已經是我們特定的歷史遺產了。另外一方面,這個事件本身提醒我們由于內戰和冷戰所造成的兩岸分割局面,用陳映真先生的話說叫“雙戰構造”,這個“雙戰構造”不僅僅是政治、經濟、軍事構造的結果,也表示在歷史記憶上。我覺得這個提出的問題是,兩岸包括整個中華民族各個不同年代的人,如何克服由于這段歷史所造成的分割感。我知道網上有各種各樣的評論,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在于,怎么樣去重塑我們的歷史記憶?因為我們不能還是被這個歷史,被所謂的內戰和冷戰所造成的分割性的記憶所控制,所以我們要超越它。我從這么多不同代的歌聲里面,能感覺到有一種超越性在里面。

      鳳凰文化:像您之前談臺灣“太陽花”事件的時候,您也說了安德森的建構主義民族觀是不太可取的,您倡導的是“文化政治”的這一種未來。但是今天我們要如何重新讓“中國”變成一個政治范疇來建立對話和認同?您覺得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汪暉:當然我首先是從批評的角度提出來的,因為兩岸關系有許多的問題。實際上在這個地區,內戰和冷戰所留下來的遺產仍然是很深的。所以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方法到底是什么?一方面很多人講文化傳統很重要,是我們民族記憶和文化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在當代世界里面,怎么能夠建立真正我們能夠認同的一個中國社會?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怎么能夠提出一個能夠克服當代社會危機,社會矛盾的東西,這樣的東西我覺得帶有政治性的,這個政治性是召喚兩岸三地不同地區的人,能夠共同認可的這樣一種新的政治價值。在今天,這個價值當然不是憑空而來的,是從我們自己的歷史傳統,也就是從20世紀的政治經驗,也包括對它的教訓再總結里面才能產生出來的,不能夠簡單地把這樣的歷史完全遺忘和一刀兩斷。我們看的很清楚,如果你徹底否定了這個歷史延續性,今天的年輕一代當中,兩岸之間青年人歷史記憶的分割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歷史記憶被人為地扭曲和分割了,我們今天也要通過重新敘述這樣的歷史,來找到一些共同創造出來的契機和新的價值,這個不是哪個人可以規劃的。我想恰恰是幾代人,尤其是新的年輕一代人怎么來看待自己的歷史和未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鳳凰文化:您剛才也提到陳映真先生,他去世以后,懷念的人說他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批評者往往就是說他晚年投奔北京權力了,但我們回頭看,這些年他在大陸和臺灣都是一個隱形的、被遺忘的角色。您跟陳映真先生交往很多,也都是研究魯迅出身的,能不能結合魯迅先生在當下,以及左翼運動的困境來跟我們聊聊。

      汪暉:我認識陳映真先生,也有交往,我很佩服他,最欽佩他的恰恰是跟這些人說的特別不一樣,就是他敢于堅持自己意見的獨立精神。

      我認識他的時候是90年代,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對第三世界的看法,在當時都已經不時髦了,恰恰是在這個語境里面,他重新提出所謂的第三世界問題,重新提出中國歷史正義的問題。他對中國的位置也有反思、討論,但是他是把它放在20世紀整個歷史框架下去觀察的,找到一個屬于被壓迫民族的,從邊緣地區角度思考中國命運的這樣一個獨特的、在20世紀可以說是很深廣的一個思想傳統,在包括魯迅,包括20世紀許多的思想傳統里思考這些問題。他也是極少數在臺灣的“皇民化運動”成為最大的浪潮時,敢于獨自站出來說話的一個人。所以他的觀點可以去討論,但對于他這個人的勇氣,和不為潮流所改變的這樣一種內在的能量,我覺得很值得欽佩。這也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像你提到魯迅,他的寫作是上就是承襲魯迅和他所代表的文學傳統的,我覺得在今天還有必要去思考這個傳統的當代意義。

      鳳凰文化:他的思想確實總是顯得“不合時宜”,但現在看確實是道出了很多真問題。像有次會上張賢亮說,大家都來我們這兒污染吧,污染就有錢了。但其實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問題,不光是在北京,連成都、南昌等地都被霧霾覆蓋了。

      汪暉:其實這就是整個發展主義的問題。在今天發展主義替換了發展,發展主義就是以增長,以財富的擴張為唯一目標的這樣一種增長模式。它并不代表發展,因為發展是要人全面的發展,也包含了自然和生態的多樣性等等,都應該在發展的范疇里面的。這樣的一種發展主義的產生,事實上是因為今天的經濟社會制度。為什么霧霾的問題,環境的問題都不是今天才出現?我自己在早期也卷入過環保的運動,那個時候我們在《讀書》雜志也發表許多關于環保的文章,很多人都不在意,覺得這個最終還是要發展來解決,或者說這只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從來沒有意識到污染會這么迅猛地成為我們自己的問題,也不僅是我們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

      陳映真先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多少是有一點了解,因為他被邀請去青島參加一個文學和生態的討論會。在當時90年代的氛圍里面,中國經過了一場社會危機之后,主要依靠經濟發展來推動整個的變遷。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過去確實經受過窮困的折磨,所以他們對于發展的欲望、要求并非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但是完全缺少真正的思考。我完全沒有貶低張賢亮先生的意思,但是陳映真在張賢亮和其他的這些作家和知識分子之間,完全是被孤立的,沒有人愿意聽他的話。但是十幾年過去,不到二十年的樣子,這些年的變化當然是證明了陳映真所關注的一些問題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如果是一種盲目的發展主義,很有可能是通過毀壞生態來獲得財富的增長,結果就是導致整個生態環境的惡化。

      關于生態問題,陳映真最根本的邏輯就是,生態問題不僅僅是生態問題,生態問題也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如果你的發展邏輯都是以資本的增值為中心的話,這個發展主義大概是無法抑制的。在今天有必要重新討論發展問題,我覺得對生態環境的社會共識確實是大幅度地提高了,跟當年是不一樣的。但確實應該來追問,為什么有了這么多的共識,仍然無法解決問題?因為這不完全是生態本身,而是你的發展模式本身的問題,追問發展模式的問題恐怕是更深刻的問題。

      鳳凰文化:現在到了我們要承受發展所帶來一系列后果的時候了,但我們又提不出解決的方案。很像您描述過的“新窮人”,他們是不滿的源泉,但是未能展開新的政治想象;他們在消費不足中幻滅,卻又不斷地生產著和這個消費主義相匹配的邏輯,知識分子好像也只能說“早發早移”吧,您怎么看這種虛弱?

      汪暉:我提“新窮人”的問題,并不是說要批評年輕一代沒能承擔社會責任,我當然期待更多年輕人能夠承擔這樣的責任,但我們現在缺少的是一種能夠激蕩起來的思想氛圍,讓人們通過卷入討論加入到社會實踐的一個氛圍。我覺得這個氛圍在今天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話,說到底,消費的邏輯背后就是資本的邏輯,這是一個邏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它的邏輯控制下思考問題,當然談不上真正的反思,更談不上真正的行動。從這一點說,我覺得新一代人,在這一方面恐怕有很多值得做的事,事實上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做這些事情。因為我過去參與過一些環保的運動,我也了解一些其實很多人很長時期內都一直在做這項工作。

      我講新窮人還提到兩種新窮人,還有其他社會階層,工人、農民,我們也發現當代的社會的一個特點,一方面就是階層的固化,第二個就是社會群體的分割,一個群體一個群體的命運其實是共通的,但這個群體跟另外群體之間的邊界似乎變得很穩固,很難超越這個邊界去進行一個更廣闊的社會實踐和改造。這一點也是我特別提出的,要去思考現代經驗。一方面我會講傳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另外就是,20世紀有很多的經驗,你會發現在流動當中,不同社會階層、群體里的人,在文化、政治和其他社會斗爭的形態里面,慢慢找到了互相之間的結合點,相互地激發出了一個新的動力。今天這個社會,一方面社會流動看起來比過去大多了,但是這個階層間的,有能量的,互相激發的運動反而是比較少的。

      再一點我特別提到就是今天的文化,它帶有很強的我過去叫做“去政治化”的特征,所有的問題或者成為經濟問題、知識問題,但事實上生態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平等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政治的意思并不只是權力、國家機構、政黨,政治是每個人能夠投入其中的,你要有這樣的能量去發揮出來,去投入改造過程的這么一種政治。我過去舉過五四時期文化運動的例子,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很多的命題在今天看來是需要反思的。但是五四文化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當時他們通過這個文化運動,把語言問題、青年問題、文學問題、勞動問題、性別問題統統變成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問題。如果只是像過去那樣講政治,就好像只有少數處在一定權威位置的人才是政治的人,事實上每個人通過他們的方式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議程,像我們剛才講的新窮人的問題,生態的問題,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性的問題。所謂重新使得每一個人有一定政治的能量,意味著一種新的青年文化,我認為青年文化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鳳凰文化:在我們現在這種所謂的去政治化,或者是后政黨政治的大背景之下,就很難有那種五四或者說真正很激蕩的思想文化運動。您也說過,在港臺、以及歐美世界那里,社會政治議題正在越來越被身份政治偷換和撕裂;而在大陸,我們則“以取消政治辯論和社會動員換取穩定”。在“去政治化”或者“后政黨政治”的大背景下,這兩種語境下的政黨政治的處境和未來?

      汪暉:如果要討論到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這是社會政治范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時期。你說五四那時候的動力現在沒有了,不過在五四的時候大家也都覺得沒希望,我講的主要是新文化運動,1915年是什么樣的局面?民國成立,軍閥混戰,社會分裂,政黨亂七八糟,袁世凱復辟,一個大動蕩的時代。1914年,西方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的青島問題和其他問題日漸成為真正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關心政治問題,可是文化運動這些人,恰恰在那個背景下,提出了文化問題。這些少數人開始的這場努力,竟然能夠產生那么大的影響,當時的人也沒有意識到,也沒有想到的。魯迅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一個所謂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他也不會想得到。因為那場語言運動帶動了文化運動,過程中的具體內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反思。但這個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在這樣的文化運動里,從一個真正普通的青年人,知識青年身上發揮出的能量,他們關心的文化問題,能夠使得整個社會途徑發生變化,而且一定程度上改變整個知識的途徑,這一點在今天看起來甚至都有一點偶然性,其實那個時代也是一個悲觀的時代。所以我倒不覺得說完全沒有可能性,有時候是要契機,而且我覺得現在因為各種條件的原因,內外知識跨越的可能性很大,青年一代里產生出的許多新的東西互相激蕩,會成為一個新的可能性吧,我覺得總是有的。

      因為今天是一個真正的危機,不是說經濟危機,從有資本主義以來,經濟危機隔一段時期就會出現。現在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值得我們思考的,就是20世紀的社會政治范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果說1989年到1992年是社會主義體制,當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告一段落之后,一個體制性危機的后果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它的中心地區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都出現危機。

      前些天接到歐洲的邀請信,參加明年的討論會,主題跟我的思考有一定的相關性。他們發現今天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危機,也是政治和民主的問題,對于西方來說也是價值的危機。這是歐洲的學術界和知識界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回答說,我們今天似乎出現了相當普遍的社會危機。在這個條件下,當然需要真正地解放思想,去思考我們現在面臨的局勢,也不僅僅是中國,我認為中國新一代人的確需要把眼光放到整個世界,包括對中國的思考都需要有一個世界性的眼光,新的可能性總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因為有一些討論是我們自己意識不到的。

      剛才我用了哥白尼的話,“你應該知道,你只知道你所知道的,你也應該知道,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那個我們不知道的,當然是一個可能性的領域,是永遠是存在的,并不是虛無縹渺地在外面。歐洲思想家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這本書里討論了希望在哪里,他說希望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被壓抑的現實,就是被展開出來并呈現給我們的這些東西,并不代表未來,換句話說那一個未來總是被壓抑在我們的腳下。用弗洛伊德的學說來說,未來總是作為被壓抑的現實,從未來向我們走來,其實它是在我們腳下的,可是它以未來的形式出現。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所以確實要重新去拓展知道和不知道的邊界,來發展這個可能性。假定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所討論的青年問題、性別問題、語言問題、文學問題就是他們原來不知道的,我們不認為這是政治,根本不知道這可以是一個新政治的內涵,甚至實踐者也不是完全清楚的,可是在那個過程中,突然爆發出來了,產生這樣的影響。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不是對它的內涵做評價。但從這一點可以理解,所謂希望的生成是什么?魯迅先生在《希望》中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話很玄奧,聽起來像是說絕望是虛妄的,希望也相同,但背后是包含著一種對可能性的思考。他的意思是說,廉價的希望確實沒有意義,但是絕望跟希望都是虛妄的,真正的未來是現實里面,在這個世界里面。

      鳳凰文化:像您剛才說的,西方確實現在正在經歷一個很深度的價值的危機,昨天晚上有三個國家同時發生的恐襲,您的海外的好友像齊澤克、巴迪歐等人也談了很多關于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包括伊斯蘭和恐襲的問題,您的看法跟他們有什么不一樣?怎么去定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汪暉:我知道齊澤克是說如果特朗普上臺可能比希拉里上臺更有可能導致變化,當然巴迪歐是另外一個態度。對我來說,這件事情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所謂意料之中,我自己在2011年到2012年期間,就已經寫了關于代表性斷裂的文章,后來又寫了《代表性斷裂與“后政黨政治”》。實際上西方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因為它的政黨代表性很弱,這就是為什么其他的像右翼的“茶黨”(Tea party,茶黨運動是右翼民粹主義運動,不是一個政黨),左翼的占領華爾街,這些運動都是在政黨政治之外發生的。當然它跟政黨政治有糾纏,但支撐現在民主的政治體制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大選也好,英國脫歐也好,需要對造成這個結果的基本前提加以再思考,而不僅僅是就事論事,而且也不僅僅是需要讓美國或者歐洲的學者去思考,很大程度上中國和其他地區的學者們要一起來思考。因為思考這些問題,意味著怎么去思考我們的未來。你看到了這個危機,然后你怎么樣去尋找一個不同的道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所說的出乎意料的這一面,其實是指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從未有過的現象,就是說不但是美國媒體,幾乎整個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是一邊倒地支持一個候選人,美國的國家機器從總統,FBI,CIA,最高法院都卷入了選舉政治,這是對它本身制度的一個破壞。在這么一邊倒的大選政治之下,最后卻是完全得不到主流媒體支持的人上臺了,這不僅僅是一個候選人出現的問題,而是一整套機制失效的問題。我過去編過一個順口溜,用來概括當代的政治社會現象。

      一個叫做政黨國家化。政黨越來越失去它的政治性和政治價值,越來越像一個行政機器、官僚機器,跟國家完全同構,或者在西方就是一個選舉機器,也沒有明確的政治指向。

      第二個是政府公司化。尤其是地方性的政府,這些政府完全以經濟或者是土地、產權、買賣、房地產市場等招商引資作為它的重心,所以社會管理和其他的職能,越來越像一個公司式的運作,當然這個是在調整之中。

      第三個叫媒體政黨化。因為當代的媒體越來越像一個要提出自己的明確的政治價值的意識形態機器,美國大選也證明這一點,幾乎一邊倒,這意味著一個黨派式的意見。我們知道大眾傳媒和過去我們講的政黨是有差別的,大眾傳媒會波動,大眾傳媒有市場,大眾傳媒自己也是賺錢的機器,所以這種政黨化同時會鼓勵政治文化當中的投機現象,因為大眾傳媒里面總是此起彼伏的。

      第四個是政客媒體化。由于政黨的去政治化,由于傳媒特殊的政治化,也就導致了大眾傳媒的銷售市場,也就是導致了政客的媒體化。從很多國家的政治都可以看得出來,他越來越像是一個表演機制,不斷地投合媒體和大眾的口味。但這一次危機更深的一點在于,不僅僅是政黨的代表性衰落了,媒體的代表性也同樣斷裂了,這是真正的挑戰。這意味著所有的建制本身受到了挑戰,這是很深的危機。

      也許有的人不相信,認為這個很容易恢復,我不覺得這個是很容易恢復的問題,這個危機還會深化下去。這并不意味著馬上會發生革命,或者馬上發生形式上的變遷,因為當代世界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在形式上也許不會發生變遷,但它的內涵會發生重大的變遷,由于內涵和形式之間的脫軌,從而造成了新的社會矛盾。這種矛盾跟過去冷戰或者后冷戰時代的主要社會矛盾的形式相比,是不同的政治體制,或者不同的社會形式之間的差別。在今天,這個差別仍然存在,但是它的重要性相對已經下降了,因為你會發現在不同的社會政治體制之下,所遭遇的社會問題非常接近,你看生態的問題,不平等的問題,媒體造成的斷裂的問題,在不同的社會體制下幾乎都是相似的問題。相反,什么上升為特別重要的社會矛盾?我把它表述為“代表性斷裂”,或者叫做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之間的脫節。政治的自我表述、結構、運行形式,跟社會的實際越來越脫節,所以政治可以照樣運作,可是社會跟政治之間的脫節會越來越長,這個也貫穿在幾乎不同社會形式的社會體制里面,這種現象需要我們充分地重視和思考。

      鳳凰文化:您提到媒體的性質和身份在不斷發生著變化,您怎么看待在發聲方式發生了變化的自媒體時代,傳統媒體和知識分子話語權的失落?

      汪暉: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全世界都受到挑戰,自媒體我自己用的不多,但它的出現是影響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美國大選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據說研究社會媒體的人早就預言特朗普可以成功,這意味著不僅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傳統媒體在新的社會媒體崛起的背景下所面臨的挑戰。

      搞學術不能夠是完全理想化的,學術和思想的討論都有一定的規定性,不是說每個人有了發言的機會、隨意地發表個意見就可以了,在這一點意義上,我覺得學術的自主性仍然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現在的社會媒體的自主程度有多高,我仍在觀察之中,因為我看到大量流傳的知識其實是成批量的(10萬+),也就意味著,我們設想中的每個人都獨立發聲并不是一件那么簡單的事情,它受到的各方面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最后關于知識分子,我要回應一點。在我看來,所謂的知識分子就是一種追問的狀態,我把它看成是一個帶有自主批判的創造力的狀態,從那個狀態來觀察人,而不是從身份的角度來觀察人。并不是說你受過什么教育,當然傳統上說上過高小就可以算知識分子了。如果從身份的角度來觀察的話,在今天,所謂的“公知”已經變成了一個近乎于貶義的概念了,這就意味著他沒能提出真正有質量的問題,否則人們不會這樣來置疑他。所以在今天這樣一個媒體條件下重新探討知識、知識分子和學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需要面對今天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深化所帶來的社會條件的變遷,我們要分析在這個條件下,到底是什么樣的社會危機出現了?這個是今天特別需要認真討論的一個問題。我特別地提出這個問題,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我確實覺得中國的知識領域,在很大程度上還在重復著冷戰時代的教條,我們知識界包括社會媒體的很多討論,有時候脫離了真正的焦點,把握不住新的社會矛盾的獨特性。我并不是說過去那些問題不存在了,那些問題還存在,可是它在漸漸漸漸地發生著變化,這使得很多社會上以及知識分子模仿過去所形成的姿態看起來很可笑,這就為什么“公知”和“公知文化”被那么多人嘲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模仿舊的矛盾下的那種姿態,但這個姿態已經失去它的實質和內涵了,它也許可以換得媒體朋友圈中的歡呼,但是事實上不能把握和推進任何問題。在這種狀態下,我覺得是沒有辦法推進討論的,也就是說,我們怎么去辨識今天中國社會和當代世界面臨的真實的矛盾和社會問題,包括政治問題,怎么去思考它?我覺得需要新的、更多的討論出來。

      責編:馮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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